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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

來源:核心期刊咨詢網位置:政治法律論文時間:2019-10-31 10:0612

摘要:摘 要:廣東省蕉嶺縣以村民理事會運作為核心的村治實踐,是當代宗族與政權在客家基層鄉村治理中互動的典范,通過政權治理力量對宗族治理力量的引導與培育、宗族治理的自我轉型與發展,以及在雙方各自治理優勢基礎上的分工與協作,實現了鄉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

  摘 要:廣東省蕉嶺縣以村民理事會運作為核心的村治實踐,是當代宗族與政權在客家基層鄉村治理中互動的典范,通過政權治理力量對宗族治理力量的引導與培育、宗族治理的自我轉型與發展,以及在雙方各自治理優勢基礎上的分工與協作,實現了鄉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通過黨政力量的適當引導,這種“政—族”合作主要是以雙方在治理場域中的異質性與同質性共存為基礎,通過彼此間異質性的調適與同質性的整合來實現。

  關鍵詞:共建共治共享;鄉村治理;村民自治;宗族;國家—社會

特區實踐與理論

  《特區實踐與理論》(雙月刊)創刊于1986年,是由中共深圳市委黨校深圳行政學院深圳社會主義學院深圳經濟管理學院聯合主辦的專業理論刊物。

  一、問題的提出

  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要求“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1]。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體現,也是新時期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深化。不少地區開展或深化了村治創新,圍繞不同治理力量的共治合作形成了一批可借鑒的經驗。

  學界以“共建共治共享”為主題的研究主要從兩個進路展開:一是側重于對“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理論型闡釋,二是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實踐進行經驗型歸納和分析。后者主要從地區個案和專業治理職能兩個維度來開展,對城市社區治理的探討占絕大多數,專業治理職能分類涉及到民政、安監、城管和旅游等方面。

  共治格局要求不同的治理力量參與其中并協同合作,基于此,學界選取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治理力量為分析對象來開展研究。作為社會治理力量的代表之一的宗族在治理中的角色、功能、影響及其與國家的互動,學界已有諸多研究。吳理財認為當代宗族“在遵從國家制定的游戲規則的前提下,參與村莊公共權力的角逐、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管理”[2];肖唐鏢將宗族力量界定為當代鄉村治理中“非正式的治理者”——與政黨、政府組織這些“正式的治理者”相呼應[3];潘淑貞以歷史變遷的視角展現出宗族與國家圍繞鄉村治理的互動及關系調適[4];徐勇根據新近的田野調查,圍繞宗族在鄉村的治理機制及其與國家政權的互動,提煉出“祖賦人權”[5]等概念。

  相對于鄉村共治格局下的治理實踐推進,學界對其的認知、提煉與探討還有待更新。以鄉村治理為研究對象的成果也顯著少于城市治理。有少許研究討論了不同治理力量的角色定位與職能發揮,雖然都力圖展示多力量和多主體的“共治”,但更顯著地是對某個單一主體的“特寫”分析。圍繞“共建共治共享”中“共”這一核心特征,需從單主體分析的視角中跳出,將“國家—社會”范式引入到基層治理實踐的分析中,以國家與社會各自具化的形態如政黨、政府、宗族等相互間治理互動為研究焦點,進而深入地探討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有效實現形式與機制,這正是本研究的出發點。本文擬闡明和回應下列問題:第一,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下,個案地區有何治理實踐?第二,在鄉村共治場域中,國家政權治理力量與宗族治理力量彼此發生了何種互動?第三,政權治理力量與宗族治理力量圍繞鄉村共治其合作的內在機理為何?

  二、鄉村共治:村民理事會

  蕉嶺縣位于廣東省梅州市,作為客家聚居地,在宗族象征與實體方面保持了較好形態,是典型的漢人宗族地區。從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蕉嶺縣的宗族組織大量瓦解,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盡管宗族與宗法關系的影響在將近三十年時間中近似于消失,而實際上,他們在農村中的根基卻依然存在,并以隱蔽的形式長期發揮著作用”[6]。即使在政治控制最嚴格的人民公社時期,雖然宗族的經濟功能、治理功能和組織形式凋零,但其宗族傳統和文化根基依然留存。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蕉嶺縣經歷了明顯的宗族復興。在宗族象征與實體方面的復興中,不僅當地社會力量被調動,海外的宗族資源也參與進來,修續族譜、修繕祠堂和“圍龍屋”、大規模祭祖等宗族活動成為“家常便飯”。進入21世紀,當地圍繞客家文化積極經營,同時伴隨對外交流的增多,為宗族作為一支治理力量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了條件。在鄉村治理場域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施行以及人民公社體制的瓦解,產生了國家與鄉村基層間的“權力真空”與“管理空白”,宗族治理力量借此重新“萌發”并開始了在鄉村治理中的重建。從村民自治施行、稅費改革再到當前村治有效實現新探索的時代變遷中,以村民理事會為焦點,宗族治理力量不斷再造并與黨政組織持續互動,逐漸形成了當下鄉村共治的格局。

  (一)村民理事會的發展歷程

  宗族本身具有一定的組織性,加之民間傳統規約的影響,當其作為一種治理力量復興并進入鄉村治理場域時,就會呈現出一種有組織的而非散漫的特征。在蕉嶺這種組織性就表現為一部分宗族最先恢復了祠堂理事會或宗族理事會,不過這種理事會并非一開始就以政治治理組織的面貌出現,而往往通過社會交流、文化民俗和經濟往來等發揮功能。

  1.宗族理事會的自治恢復。蕉嶺縣一直保持較好的宗族文化聯結與族親間交往。伴隨20世紀80年代的宗族復興,各姓宗族逐漸重建了宗族理事會來負責各自的宗族活動。隨著各種宗族活動在種類和規模上的拓展,越來越多地涉及到資源分配與處置,這促使宗族理事會從純粹的活動組織者轉型為統籌宗族經濟文化事務的治理者,并在與不同房支、不同族系的交往中擴充相應的內部治理與對外治理職能。這一時期宗族理事會的自我治理處于恢復或初創階段,主動參與鄉村公共治理的初衷較弱,且這一時期還有不少規模小、財力弱的宗族并沒組建的理事會,遇到公共問題基本就是族中長者或個別賢達臨時處置。即使是規模較大、居住集中和實力雄厚的宗族,其理事會也只是依靠民間約俗或草創的規矩來運作,是比較樸素的民眾自我治理。

  2.村民理事會的改造與成形。村民自治實踐中出現了一種治理的“供需不均衡”,民眾有著大量超出個體家戶范圍的公共事務需求,但行政村本身可支配資源有限,大量鄉村治理事務被空置,普通村民參與鄉村公益的熱情低,不少村務陷入無人管或無力管的困境,村民自治的“四大民主”不同程度上被空懸。與此同時,一些宗族理事會打破行政村、村小組界限,在組織社會資源、凝聚族親力量、推動鄉村治理中卻展現了顯著功效。

  這一情況為蕉嶺縣委縣政府所重視,借助“全國農村綜合改革示范試點單位”這一政策機遇,蕉嶺縣委縣政府設立試點開始有意識引導和改造宗族理事會,使其向更符合當代基層治理要求的村民理事會方向轉變與融合。從2014年至2015年先后出臺《關于培育發展村民理事會的指導意見》《農村村民理事會設立指引》等文件,在試點村與宗族長老、村落賢達共同擬定了《村民理事會章程》,為之后全面推開村民理事會實踐提供參考。到2015年,蕉嶺縣除少數村莊外,基本實現了村民理事會的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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