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咨詢網
您當前的位置:首頁 > 學術論文 > 政治法律論文 > 我國環境法律的體系化

我國環境法律的體系化

來源:核心期刊咨詢網位置:政治法律論文時間:2019-10-19 14:3412

摘要:關鍵詞:環境法律;體系化;內在體系;外在體系 《 女性天地 》(月刊)創刊于1987年,由廣西壯族自治區婦女聯合會主辦。宗旨致力于提高婦女素質和維護婦女合法權益,介紹社會主義的婦女、家庭觀念,推動社會正確評價婦女,為婦女的徹底解放服務。 體系化的方法是

  關鍵詞:環境法律;體系化;內在體系;外在體系

女性天地

  《女性天地》(月刊)創刊于1987年,由廣西壯族自治區婦女聯合會主辦。宗旨致力于提高婦女素質和維護婦女合法權益,介紹社會主義的婦女、家庭觀念,推動社會正確評價婦女,為婦女的徹底解放服務。

  體系化的方法是法學的重要方法之一[1]316。特別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體系化不僅被認為是法學學科理性和科學的象征,還被認為是維護法秩序的安定和正義的關鍵所在[2]。體系化的方法可以在多個層面和多種路徑中進行運用。梳理現有的文獻,以下兩個層面運用是比較普遍的:第一,將體系化方法作為法學學科理論體系建構的重要方法進行運用①;第二,將體系化方法作為法律體系科學化建構和立法完善的重要方法進行運用②。

  前一個層面的運用可稱為法學的體系化,后一個層面的運用可稱為法律或立法的體系化。這兩個層面的運用既有所區分又相互影響。在我國環境法領域,生態環境法律在近年來進入活躍期,大量的立法和修法活動接踵而至,環境法律之間的整體架構問題的日漸凸顯,需要運用體系化的方法來討論環境法律體系的科學建構。在《環境保護法》修改的相關研究中,如何通過環境基本法的修改提升我國的環境法律的體系化水平曾經被深入討論相關討論,請參見:李摯萍.環境基本法體系結構的比較分析[J].清華法治論衡,2013(3):63-77;曹明德.對修改我國《環境保護法》的再思考[J].政法論壇, 2012(6):175-182.。然而我國環境法律的體系化問題并未伴隨著《環境保護法》的修改和其他眾多環境法律的修改而得到有效解決。近年來,環境法律的法典化議題又舊話重提[3],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還是環境法律的體系化問題。筆者將聚焦于環境法律的體系化,梳理我國當前環境法律整體結構及功能上的存在的體系性問題,分析法律體系化的法學原理及其在環境法領域的運用,并提出未來我國環境法律體系化的具體路徑建議。

  一、我國環境法律的體系性困境

  我國目前的環境法律規范是一個以要素保護為重心和主線的法律規范系統。除個別法律帶有綜合性的內容外,大多數環境類法律注重發揮單行法的規范功能,主要包括規范污染控制、規范單項資源利用和生態保護三類法律[4]。在污染防治領域,我國形成了以《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為主體的污染防治法律子系統;在自然資源保護領域,我國形成了以《土地管理法》《水法》《礦產資源法》《草原法》《森林法》等法律為主體的法律子系統;在生態保護領域,我國形成了以《野生動物保護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等法律為主體的法律子系統。

  這種以要素保護為重心和主線的法律規范將生態環境保護這一宏大的任務分解為污染防治、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保護等子系統,并進一步將各個子系統分為各種環境要素、資源要素和生態要素進行立法保護,通過步步分解的做法將生態環境保護這一宏大任務進行落實,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然而,我國目前以要素為重心和主線的環境法律規范構成,存在著以下比較突出的整體結構和功能上的問題。

  (一)注重要素保護但忽略體系整合

  首先,環境立法被分割為污染防治、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保護三個子系統,造成了污染防治、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保護之間的立法分離。由于我國的環境立法在歷史上客觀存在的部門立法的現象,污染防治立法由環境保護部門主導、而自然資源立法和生態保護立法由各個資源部門主導。在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的情況下,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現象沒有得到根本締除。環境、資源和生態一體化和整體化保護的理念在這種分割保護和分割立法的法律中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實現。

  其次,以要素保護為重心的環境法律容易忽略各種環境及資源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還會過分關注某一問題的及時解決而導致法律資源的非理性配置。在要素保護的管制模式下,污染源可以針對各個要素管制法的規定或執行的寬松程度,將某種污染轉換成另一種污染。例如,污染源可將水污染中可揮發的物質,任其揮發到空氣中,許多廢水處理廠因而成為空氣污染源。又如,空氣污染物沉降到水體中,會引發水體的污染[5]。另外,突發事件、輿論輿情等因素都會對立法議程的設置和法律條款的設計產生影響。過分注重某一環境問題的及時有效解決的“壓力型”立法容易忽略某些更為重要的環境問題以及長期機制的建構[6]。

  (二)環境立法空白與立法重疊并存

  一方面,我國的環境立法中存在立法空白和短板的現象。在環境法律的三個重要領域中,污染防治領域的立法相對比較完善,生態保護的法律則成為目前我國環境立法最為薄弱的領域。在污染防治和自然資源保護領域,我國已經制定了涵蓋各種環境要素和自然資源要素的污染防治法律和自然資源法律,但是在生態保護領域,目前主要的法律和法規包括《野生動物保護法》《防沙治沙法》《水土保持法》等單一問題應對為主的法律,目前還沒有一部整體性的生態系統保護的法律,在生態系統保護中尚存許多法律空白。

  另一方面,我國的環境立法中存在法律條文的重復和法律制度的重疊問題。首先,各個環境法律之間存在在形式上的條文重疊。在《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之間,在排污許可、排放標準、設備義務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條文重疊[3]50。

  其次,一些法律的規定之間雖然在形式上不存在條文的重疊,但在制度功能上存在重疊,造成了行政相對人的負擔過重,違反了環境規制的比例性原則。例如,我國在大氣污染、流動水污染中適用的生態損害賠償制度,運用虛擬治理成本方法計算出生態損害的賠償數額,由違法行為人承擔。當行為人違法時,往往在支付環境罰款、環境罰金的同時,還需要承擔并非用于生態修復的、以虛擬治理成本計算的生態損害賠償費用。

  實際上,在大氣污染、流動水污染等無法進行生態修復時適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對違法行為人的違法行為進行懲罰,并通過這種懲罰來預防未來違法行為。因此其承擔的功能和環境罰款、刑事罰金是重疊的。

  (三)環境法律的價值融貫性缺失

  首先,由于我國的環境資源立法是由不同的部門主導,在不同的背景下制定的,存在一些法律之間相互沖突的現象,這種法律之間的相互沖突導致了法律功能的失調。例如,我國《環境保護法》第5條規定:“環境保護堅持保護優先、預防為主、綜合治理、公眾參與、損害擔責的原則”。《環境保護法》確立的“保護優先”的原則,應當在各個具體的環境資源立法中得到貫徹和落實。但是,在新《環境保護法》修改兩年后修改的《水法》,卻有多個條款明顯與《環境保護法》第5條規定的“保護優先”原則相沖突。《水法》第26條規定:“國家鼓勵開發、利用水能資源。在水能豐富的河流,應當有計劃地進行多目標梯級開發。”在這一條中,明確把多目標梯級開發水資源作為一種鼓勵性的方式進行規定。而梯級開發是一種對河流生態系統完整性有著破壞力的開發方式,應當謹慎進行。這一條的規定與《環境保護法》第4條和第5條所規定的“保護優先”“經濟社會發展要與環境保護相協調”是相沖突的。

  其次,我國不同環境資源法律規定之間不協調的現象也普遍存在。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種規劃之間的不協調。由于多個規劃之間的銜接和協調機制尚未建立,也沒有明確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的效力優先性,導致各種規劃之間的不一致成為困擾我國生態環保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法律體系化的基本原理

  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體系是“若干事物或某些意識相互聯系而構成的整體”[7]。一般語言意義上的體系不能當然地運用于法學。欲界定法學上的法律體系化,首先需闡述法學上的法律體系的意義。法律體系化,即使相關法律形成“法律體系”,因此需要探討法學上法律體系的含義。

  (一)法律體系的含義

  在人們的觀念中,法律體系可能指向相關法律規范的組合和匯集,但這不是本文所討論的法律體系。在法學上,法律體系有其獨有的含義。在最一般的意義上,法律體系是“由法律要素以一定的結構聯結而成的整體”[8]1。

  但是,不同學者對法律體系是以何種“法律要素”,以何種“結構聯結”形成何種“整體”,莫衷一是。馮威將近代以來的法律體系模式劃分為三種類型,即公理化—演繹性模式、價值論模式和規范論模式[9]。公理化—演繹性模式以某一特定的公理為法律體系的要素,并通過公理演繹的方式形成法律體系的整體結構;價值論模式則以“價值”或“目的”作為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要素,并要求法秩序在評價上的一致性和內在統一性。規范論模式有兩大流派,凱爾森所倡導的規范模式的法律體系,以法律規范(法律規則)作為法律體系的要素,通過等級式的分層所顯現出的法律規則之間的授權和效力關系形成法律體系[8]41。

  這種規范模式即純粹法學的以法律規則為基礎的階層構造模式。基于基爾學派所倡導的規范模式的法律體系是由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兩個要素構成的,這種模式又被稱為規則—原則模式,這種模式下的法律體系除法律規則外還包含一些反應“支配性基本思想”的原則,法律體系也因此不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8]41。規則—原則模式的集大成者是阿里克西,其獨創性地從語義學的角度對規則和原則進行了區分,規則是(通常情況下的)確定性命令,原則則是一種最佳化命令[10]。

  從性質的角度看,規則是一種行為規范,是一種現實應然,而原則是一種目標價值規范,是一種理想應然。在這一模式中,法律規則之間根據效力關系形成了特定的階層構造,屬于法律體系的剛性部分,法律原則之間根據內容關系形成了相互貫通的價值秩序的統一體,屬于法律體系的柔性部分[11]。這兩種規范類型之間具有靜態的聯系和動態的互動,法律體系因此成為一個開放的體系。

  以公理演繹的方式來構建和解釋現代復雜的法律體系顯得過于單薄。價值論模式以“價值”或“目的”作為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要素來構建法律體系強調法律體系的價值融貫性和正當性,但法律體系的形式理性和邏輯自足性也是法律體系不可忽略的關鍵所在。規則—原則的模式的法律體系在吸收了純粹法學的規范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法律規范類型化為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兩種基本要素,其法律體系觀既兼顧了法律體系的形式理性和邏輯自足性,又吸收了利益法學價值融貫的思想內核,是一種具有很強解釋力的法律體系觀。本文采用這一法律體系觀來作為立論基礎。

  (二)法律體系的內在體系和外在體系的劃分

  法律體系有著內在體系和外在體系的區分。利益法學的代表人物菲利普·黑克在批判概念法學的基礎上最早系統提出了民法的內在體系和外在體系的區分理論[12]。他認為,在立法者的概念和規則體系的外在體系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內在體系,即通過利益法學的方法所得出的利益沖突決定的體系[12]。這一內在體系在法解釋學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價值評價法學認為,這一內在體系不僅在解釋論上具有重要意義,在立法中也具有重要意義,立法中的規則展開和具體化也要遵循利益沖突決定的體系。拉倫茨認為,外在體系是依照形式邏輯原則構建的抽象的概念體系(規則體系),而內在體系是由一般法律原則構成的體系[13]38。由法律原則構成的內在體系使得民法的體系成為一個開放的體系。

  在拉倫茨看來,體系化的任務不能僅僅被理解為一個邏輯形式體系,其更重要的任務在于“發現并且辯證地理解作為法體系真正基礎的基本理念與原則,即其精神和靈魂”[1]356。總結上述觀點,筆者將外在體系界定為法律的規則體系,而將內在體系界定為以原則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在外在的規范體系中,抽象的法律概念(類型作為補充)是基石,法律規則是主要的規范形態;在內在的規范體系中,法律理念是基石,法律原則是基本的規范形態。

  (三)法律體系化的含義和特征

  按照規則—原則模式的法律體系觀,本文將法律體系界定為由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法律規范所構成的,具有內在價值融貫的有機整體,其規范形式包括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法律體系化,即根據法律體系的要求,通過立法、法律解釋等手段,使相關法律規范成為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法律規范所構成的,具有內在價值融貫的有機整體的過程。法律體系化包括內在的價值體系和外在的規則體系兩個方面。王利明教授在討論民法的體系化特征時,將民法體系化特征總結為形式的一致性、內在的一致性、邏輯上的自足性和內容的全面性[14]11。筆者將從內在的價值體系和外在的體系兩個方面,來探討法律體系化的特征。

政治法律論文發表流程

政治法律論文發表流程-核心期刊咨詢網
城市管理論文發表咨詢電話:400-6800-558

相關論文閱讀

期刊論文問答區

政治法律優質期刊

省級期刊、國家級期刊、核心級期刊快速發表,政治法律論文發表就找核心期刊咨詢網

最新期刊更新

精品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