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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初期國民教化運動中神佛紛爭之探析

來源:核心期刊咨詢網位置:文史藝術論文時間:2019-12-02 09:5612

  摘要:明治初年,為了從精神上統一國民,明治政府開展了由神、佛共同承擔的國民教化運動。在此過程中,神佛雙方圍繞作為“宣教教材”的“三條教則”產生了種種紛爭。這些紛爭不僅導致國民教化運動失敗,還使神道的宗教特質被抽離,成為一種“非宗教”的存在,即產生了所謂的“神道非宗教”理論。而這一理論又預示了神道之后的走向,為“非宗教”性質的國家神道之成立開辟了道路。

  關鍵詞:三條教則;國民教化運動;神佛紛爭;神道非宗教;國家神道

中國博物館

  《中國博物館》(季刊)創刊于1984年,由中國博物館學會主辦。系中國博物館界的領軍學術刊物。《中國博物館》要適應時展,定位于代表全國最高水準、進行國際交流的開放型、創新型的博物館界學術期刊。

  引言

  自明治政府成立之日起,便制定了以神道教化國民的基本路線,在其推進過程中,又采取了壓制佛教、禁止基督教傳播等措施,引發了各宗教人群的極度不滿以及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面對這一情勢,政府于1872年設置了統管神、儒、佛等諸教事務的教部省,改由各教協同教化民眾。教部省雖在政策形式上采取“神佛合同(平等)”的策略,但其實質依然以神道為重,意圖集各宗教之力,防御基督教,最終達到神道國教化之目的。然而,由神佛雙方“合力”開展的國民教化運動,非但沒有達到政府預想之結果,反而使神道原本擁有的宗教特質被抽離,成為一種“非宗教”的存在,進而為國家神道的成立開辟了道路。這一結果的產生,無疑與國民教化運動中神佛雙方的“合作情況”有著重要聯系。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有學者著眼于國民教化運動的過程去探討,指出國民教化運動內部神道與佛教紛爭不斷[1]95,神道在教義、布教技術、組織等方面暴露出其脆弱之處,神官教導職雖在形式上握有教化的主導權,但實際上卻依附于佛教[2]10。也有學者聚焦于國民教化運動的結果,認為正是由于佛教諸宗不愿在教化運動中放棄自身教義,為避免使自身教義之宣傳受到限制,而最終退出大教院,停止了“合同”布教[3]325。無論著眼于過程亦或是聚焦于結果,上述研究均未對神佛雙方由統一對外(防御基督教)到分道揚鑣過程中出現的具體紛爭以及由此暴露的神道方存在的不足作深入探討。本文以國民教化運動中作為神佛雙方共同“宣教教材”的“三條教則”為中心進行考察,從以下三個層面展開分析:首先,“三條教則”成立過程中神佛雙方產生了怎樣的紛爭以及神道受到了怎樣的沖擊?其次,“三條教則”頒布后,神佛雙方圍繞“神”概念的解釋又出現了怎樣的紛爭并暴露出神道的哪些不足?再者,由“三條教則”引發的一系列紛爭對神道之后的走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收稿日期:2019-05-30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思想邏輯——從國體論到日本精神論”(15JJD770015)

  作者簡介:秦蓮星(1987—),女,山西臨汾人,博士研究生,講師,主要從事日本近代思想史、國家神道研究。秦蓮星:明治初期國民教化運動中神佛紛爭之探析

  日本思想史上的神佛關系專題——以“三條教則”為中心

  日本問題研究2019年第5期一、“三條教則”誕生的歷史背景

  1868年3月,明治政府發布“祭政一致”的布告,其中稱:“此次王政復古,根據神武創業之基,諸事一新,恢復祭政一致制度。首先恢復、建立神祇官,然后陸續興辦諸種祭奠……”[4]425這一布告明確指出恢復“祭政一致”制度的具體措施包括恢復、建立神祇官一職。隨之,1869年7月,明治政府通過官制改革將神祇官置于太政官之上,確立了其在政府機構內的最高地位。1870年1月,明治政府又以天皇名義發布《宣布大教詔》,該詔旨在將神道置于“大教”的位置上,詔書中說:

  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風俗美于下。而中世以后,時有污隆,道有顯晦。茲者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惟神之大道也。因此新命宣教使,布教于天下,汝群臣眾庶,其體斯旨![1]81

  該詔闡明了重新宣布大教于國民的意義與目的,即“治教”為歷來之傳統,然而中世以后,受到破壞,如今萬事一新之際,應明確治教,以宣揚“惟神之大道”“治教”是指與政事相關的教化;“惟神之大道”中“惟神”一詞出自中國《晉書》,意為“依神之意,毫無個人之念”。日本自江戶時代起便將“惟神之大道”作為神道的代名詞而使用。 。由此,政府向各地派遣宣教使“宣教使”是明治政府為防御基督教,向國民宣揚天皇親政體制,于1869年9月在神祇官下設置的教化國民的職位。,開始布教。1871年,明治政府下令社寺領地由國家管轄,并制定神社社格,新訂氏子調查制度氏子調查制度是從宗教方面來管理國民戶籍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使神社參與戶籍的編制和管理,由神社來控制作為氏子的日本全體國民。例如,其中第一條規定:臣民如生嬰兒,應向戶長報告,并參拜神社,領取神之護符。,實施了一系列樹立神道為國教的措施,將神道國教化政策推至頂點[2]6。

  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采取了分離神佛的態勢。1868年3月,太政官發布《神佛不可混淆令》,命“以佛像為神體之神社,須從速改換”,“懸掛于神社前的佛像或者金鼓、梵鐘、佛具等,須盡快拆除”[4]425。同時,還采取多項措施,使皇室、皇族與佛教脫離關系。政府推行神佛分離的本意是想突出神道,將其樹立為國家的意識形態,但由于地方未能恰當理解新政宗旨,許多人把“神佛分離”理解為“廢佛毀釋”,從而形成了一股排佛之風,大量堂舍、經卷、佛像被毀,僧侶被歐打等暴力事件也屢有發生。由此招致佛教界的各種不滿甚至暴動。

  在壓制佛教的同時,明治政府延續了幕府時期的基督教對策。1868年3月,樹立告示牌禁止基督教傳播。并在處理日漸增多的基督教徒問題上,表現出較為強硬的態度,分批分次將不加悔悟的信徒流放至其他各藩,引起了外國公使的強烈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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